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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长沙党史人物,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史力行在长沙 百年党史·长沙足迹)
  发表日期:2021年7月9日  共浏览1433 次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桂英指出:长沙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此,长沙市委党校以“缅怀长沙党史人物,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回顾提炼长沙十位党史人物的革命故事、精神品质,以期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拼搏,交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现代化新长沙的精彩答卷。

 

毛泽东:革命理想高于天

——青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路径

徐少兵

百年前的中国,处在一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一个上下求索、空前觉醒的时代。面对国外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在反复比较鉴别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青年毛泽东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经历了艰辛探索。

崇高的理想追求是推动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的不竭动力。毛泽东从小志向远大。1908年,毛泽东接触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书籍,就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道理,产生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思想意识。1910年秋,毛泽东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表达了“学不成名誓不还”的理想追求。1911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沙,就读湘乡驻省中学。辛亥革命后,他在省立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五四运动前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1920年9月,留法的蔡和森来信,明确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回信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决心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理论联系实际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实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生时代,毛泽东就不断与旧势力作斗争,在斗争中研究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多次与同学结伴去农村考察,了解农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1918年8月,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深入到长辛店的工厂工人之中。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积极参加并领导了湖南反帝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为了扩大“驱张”运动的影响,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领导“驱张”代表团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社会改良之路根本行不通,必须走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毛泽东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促进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有效路径。毛泽东生长在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联系,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1917年暑假,毛泽东走访挚友何叔衡家乡,来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和这位农民促膝谈心,成为好友。1917年冬,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举办工人夜校,努力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1919年五四运动,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毛泽东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1920年秋,毛泽东在长沙各大学校的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他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素质,强调团员要到工农当中去。坚持不懈地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拜人民为师,关心人民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

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是促进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主观因素。毛泽东曾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自己崇拜过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转向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是他始终充满昂扬锐气,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从而自觉洗刷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代伟人。(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校部成员、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蔡和森:信仰如铁撑巨艰

曹习华

蔡和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较早的觉醒者,他曾与毛泽东齐名,并称“毛蔡二子”;他最早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一起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他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第一任主编;他是撰写中共党史的第一人;他是中共二大到六大的中央委员、中共四大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中共五大和六大的政治局常委。如铁的信仰浇铸了他的生命,支撑着他的前行,让他短暂的一生熠熠生辉。

开启信仰之门,与友同行倾力创建新民学会。蔡和森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和毛泽东等同学常常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他们开始学会将个人的发展放在时代大潮中加以思考,得出要改造社会,必须以信仰集合同志结成团体才行。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决定正式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之一,这个团体在中国现代史上成为一个耀眼的星群,闪耀在中国历史的星空。

树立伟大信仰,负笈留学倡导建立中国共产党。1919年12月,蔡和森等30多名热血青年乘坐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蔡和森如饥似渴阅读了上百种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旗帜鲜明地主张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8月,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1921年2月蔡和森在写给陈独秀的长信中,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蔡和森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也是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因法国支部没有接到消息,错过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毛泽东同志在回忆建党时说:“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宣传马列主义,广播理想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1921年秋,蔡和森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蔡和森出席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根据中央决定,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向导》周报创刊后,担任《向导》主编的蔡和森撰写了大量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鼓舞和动员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向导》周报被誉为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

践行革命信仰,身先士卒领导彪炳史册的五卅运动。1925年5月15日,上海纺织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激起国人愤怒。5月28日深夜,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宝兴里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坚决主张发动群众进行反帝示威游行。5月30日,上海5万学生和20多万工人参与示威游行,随后运动遍及全国,约1700万各阶层群众直接参加斗争,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卅运动”。蔡和森始终站在“五卅运动”最前列,而“五卅运动”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高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信仰而牺牲,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践行誓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立即提出要在两湖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条件尚不成熟和缺乏中央支持而未能实行。1931年,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蔡和森在香港不幸被捕入狱。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最后惨烈殉难。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誓言。

作为建党先驱之一,蔡和森的革命生涯勾勒了早期共产党人追求民族复兴之路的红色记忆。他的信仰那么崇高,不断探求的是救国救民之路;他的信仰那么坚定,为革命积劳成疾不怕牺牲;他的信仰那么纯粹,一生为信仰奔波而心无旁骛。对此,毛泽东评价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何叔衡:做事不辞牛负重

卢岳华

革命先烈何叔衡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国革命的开拓者之一,是共产党人干实事敢担当的楷模。新时代,须大力弘扬何叔衡“做事不辞牛负重”的精神。

胸怀大志、可当大局。何叔衡把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开展革命活动中勇担大任。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等组建新民学会,他不畏险恶环境,勇于接受挑战,组织参与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迫使张于1920年6月狼狈逃出湖南。1921年10月,何叔衡参与组建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与毛泽东等人组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湖南大力发展党组织和党员,是革命火种的传播者。毛泽东称赞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公正司法、铁面无私。1931年至1932年,何叔衡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年过五旬的他,注重调查研究,办案审慎细致。他正确贯彻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的政策,对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者,尽力进行教育;对不称职者,坚决撤销其职务;对贪污犯罪者予以严厉打击,提高了苏维埃政权的威望。1932年5月,群众向何叔衡举报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有滥用职权贪腐、欺压群众等严重问题。有人拿出“中央某某主要领导讲了,陈景魁不能杀”的话进行压制。何叔衡坚定地说:“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没有胆气和硬劲儿,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腐败不清除,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何叔衡顶住压力,将陈景魁依法逮捕,经公审后予以枪决,“何青天”的美名也在苏区传开。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何叔衡执行政策法规既刚正严厉又谨慎认真。1932年2月26日,临时最高法庭举行第一次公审,他作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担任主审。何叔衡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给予或严惩或宽大的裁决,均量刑得当。在“左”倾肃反扩大化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对此何叔衡十分不满,坚决反对用简单化代替司法公正的裁决,始终坚持审慎务实作风,做到量刑准确,重罪不轻判,轻罪不重判。

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何叔衡始终把对革命的忠诚摆在首位,把个人荣辱置于最后。1933年,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主导下,何叔衡遭到错误批判,各项职务被错误撤销。即使身处困境,何叔衡不消沉而思进取,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体现共产党人识大体、重大局的思想觉悟和崇高境界。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长汀突围战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用生命兑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庄严承诺,体现着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新时代,我们要传承何叔衡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立大志、识大体、担大任、顾大局,乐于奉献、“做事不辞牛负重”的精神,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奉献力量。(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社会文化教研部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刘少奇:人民利益放首位

陈瑶姬

刘少奇的一生,不但从理论的角度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而且在实践的维度,他本人就是积极加强自身党性修养的典范。“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职责。

心系百姓,自觉秉持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受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刘少奇曾经说过:“只要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密切地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在此背景下,1961年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4月13日,刘少奇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的第二天,就在住处召开干部座谈会。他提议先谈公共食堂等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真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但天华大队干部统一口径,隐瞒实情,表示食堂有优越性,应当继续办下去。4月15日下午,刘少奇决定不用当地干部陪同,直接邀请社员来开座谈会,一边听取群众的意见,一边进行详实记录。座谈会后,他又走家串户,细致了解大队和社员的生产生活情况。

敢于担当,注重顺应人民意愿。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刘少奇感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在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议上,他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食堂,如果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针对过去宣传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现在解散食堂有顾虑的思想,刘少奇说“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这个让大家自愿选择退留公共食堂的决定受到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陆续解散了,刘少奇成为党内较早提出解决公共食堂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天华成为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大队。除公共食堂问题外,刘少奇在天华还就粮食定产、订购、分配问题,社员住房、山林、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以及社办企业、农村手工业、农村商业、国家职工在农村的家属待遇问题等,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农民兴家立业“十个一”的远景目标。

实事求是,努力增进人民福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刘少奇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他曾说过:“我们党从来就不害怕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过去的一切缺点与错误,都将成为我们今后争取胜利的教训。”针对那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歪风邪气,刘少奇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不但远离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还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刘少奇一生为真理而奋斗,凡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百年非凡历程中,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刘少奇天华蹲点调查为代表的1961年全党系列调查研究,在深入查找问题、剖析原因、对症施策的基础上,有效地扭转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局面,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以及在自我革命中丰富经验、实现发展的一段历史佳话。(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任弼时:鞠躬尽瘁的“骆驼”

刘任欢

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创建,奉献出毕生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他一生坚忍不拔、勤勤恳恳、脚踏实地、默默奉献,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提升自己、完善自我,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楷模。

目标坚定,方向明确。任弼时的一生就如同沙漠中行走的骆驼,有着极强的方向感和明确坚定的目标。他16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后,真正做到了“奋斗终身”。他一生历经磨难,但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以超人的胆略和磊落的行动,对党内各种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展开正确积极的批评和斗争,为党和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低调谨慎,顾全大局。骆驼在沙漠中总是团结协作,结队前行,这种低调谨慎、顾全大局的“骆驼精神”在任弼时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长征过程中,来自两个不同苏区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师以后,任弼时和红二军团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互相尊重,团结战斗,将二、六军团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整风时期,有人要任弼时谈谈当年红二方面军整党整军的经验,任弼时谦虚地说,二方面军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不多,不好谈。任弼时这种低调谨慎、顾全大局的优良品德,得到了周围同志的衷心拥护,也收到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任劳任怨,负重前行。在广袤的沙漠中,骆驼能忍饥挨饿,不顾恶劣的环境,负重在沙漠行走。任弼时也如同沙漠中的骆驼,有着任劳任怨、负重前行的高尚品格。1924年刚回国的任弼时被党中央分配到上海大学任教的同时,还担负了上海团组织的部分领导工作。他在完成白天授课等工作任务以后,晚上又挑灯夜读,夜以继日地履行着向广大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使命,同时还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紧张筹备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和团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恶劣环境下,任弼时又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到白区党的领导工作行列,投身到危险重重的白区斗争当中。如果说1924年回国投身革命到1940年这16年内,任弼时是成天奔波忙碌,那么他在主持七大筹备工作和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则完全是超负荷运转。但工作压力再大,任弼时始终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和实绩赢得了党内外的普遍尊重。

坚定不移,百折不挠。骆驼能走出沙漠,靠的是坚强的毅力,任弼时也一样,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毫不动摇。任弼时有过两次被捕遭受酷刑的经历,尤其是1929年11月在上海汇山路被捕后,更是惨遭巡捕房电刑的摧残。施刑者认为,电刑可以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在身心受到极大损伤之时神经系统就会陷入混乱,下意识地说出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所做的事情。然而,在任弼时这位“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面前,虽然残酷的电刑可以摧残他的身躯,给他日后的健康状况埋下了隐患,却丝毫不能动摇他百折不挠的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任弼时用不屈意志和不朽生命铸就的“骆驼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任弼时逝世后,党中央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并号召全党向他学习。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更应努力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大力弘扬“骆驼精神”,争做新时期党和人民的“骆驼”。(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社会文化教研部讲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胡耀邦:实事求是开新局

陈果

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苏区的“红小鬼”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实事求是是胡耀邦身上的优秀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

实事求是,敢于突破禁锢。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在推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勇于开拓。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全面工作。在积极筹备和恢复中央党校正常教学工作的过程中,胡耀邦认识到中央党校不仅是培养干部,锻炼党性的学校,更是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因此,创办一些理论刊物,利用刊物这一平台,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显得尤为重要。胡耀邦经过认真思考,最终创办了《理论动态》。这一刊物后来成为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阵地。当时,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路线在很多人脑中留下深刻印记,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胡福明、孙长江、吴江等共同完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文章一发出便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得以恢复和发展。

实事求是,保持担当本色。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担当,不计个人得失和荣辱。1975年,邓小平主持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整顿工作,胡耀邦临危受命来到中科院,开始了120天的整顿工作。这成为了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复出,参加拨乱反正工作的开端。一方面,胡耀邦加强了中科院的组织整顿,调整了中科院的领导班子,取消革命小组成员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造反派对科学院整顿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审查和平反工作。在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胡耀邦提出宜粗不宜细、从宽从快的原则,加快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一定意义上讲,胡耀邦在中科院主持的组织审查工作拉开了历史大转折中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序幕。

实事求是,始终心系人民。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1964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任职陕西后,胡耀邦对陕西省情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他发现,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比其他地区危害更烈,陕西省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1964年,2099万人口的社会总产值才51.3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122元。在当时,农村多种经营的方式被扼杀,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到职后不久,胡耀邦就向西北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出了《走马到职报陕情》的专题报告。后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一大部分人得到了公正对待,人们都努力地抓管理促生产,1965年陕西农业生产喜获丰收。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这迫切需要我们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奋力前进,开创无愧于先辈、人民和时代的新局面。(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马列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杨开慧:万里长空舞忠魂

余敏

忠诚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党章里明确要求的党员义务。杨开慧用青春和生命写就一曲理想之美、爱情之贞和信仰之坚的沸腾词阙,其绝对忠诚的精神品质在毛泽东“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诗句中得以凝炼,时至今日仍释放出强大的感召力,是当代共产党人的绝佳典范。

以身为先锋,做忠于时代的觉悟者。人类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但可以探索时代前行的正确方向。杨开慧成长在古老民族的至暗时刻,是唤起民族觉醒的先行觉悟者之一。源于家族承继的责任基因,也源于终其一生的学习历练,使得杨开慧虽身在一隅仍胸有丘壑。她7岁开始接受传统文化和新兴思想的教育,从小就敢于对旧制度反思、向不平等宣战。早在教会女校就读期间,不仅以短发形象引入注目,更以传播新思想走在时代青年前列。现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收藏着印有杨开慧当年针砭时事精彩檄文的民国杂志。当年,岳云中学校长何炳麟决定开男女同校禁忌之时,杨开慧勇敢地冲破时代禁锢前来投考,此举一时间轰动长沙城。岳云中学开了湖南中学男女同校之先河,20岁的杨开慧也成为“湖南男女同校第一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之为“学界的光荣”。这位旧时代新女性独有的精神特质是其时代觉悟的体现,也是她毕生忠诚信仰之基、忠贞爱情之源。

以爱淬诺言,做忠贞情感的守护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修缮杨开慧故居过程中,分两次发现了她在牺牲之前藏于故居墙缝中的手稿书信。“我这一辈子,除了为我母亲而生,还为他而生”,这段炽热的文字像极了杨开慧敢爱敢恨的个性。然而,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妻子,无所顾忌的爱情只是奢望。秋收起义之后,杨开慧目送回家告别妻儿的毛泽东匆匆离开,未知这次分离竟成永别。此后3年对爱人的记挂和思念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在独坐孤灯之下才得以用最隐忍的方式表达:“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独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人无语……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临就义之前一句深情地感叹:“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成为革命者守护爱情的千古绝唱。爱情是人类的自然情感,但革命者的爱情却必须背负对民族、对人民的道义和责任,其爱情因为共同耕耘过理想而会愈加浪漫。

以血荐轩辕,做忠诚信仰的践行者。杨开慧虽然只走过29年生命历程,却有8年的党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毅然加入党组织,在党内拥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夜校先生、据点哨兵、区委秘书、通讯员、资料员等等,尽管都是奋战在学生联合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地下工作的最前线,但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杨开慧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组织,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她不是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而是有着顾全大局、甘做配角的担当精神。毕竟,忠诚不是一句口号,行动才是对信仰最好的告白。在被捕之后,军阀开出签下声明文件就能保住性命的条件之时,她仍然将理想信仰置于头顶而断然拒绝。作为一个母亲面对三个年幼的孩子选择毅然赴死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决心,相信党旗下“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铮铮誓言就是她做出选择的根本原因。就义前,她嘱咐毛岸英转告毛泽东:“妈妈要我告诉你,她没有做一件背叛党和背叛爸爸的事情。”杨开慧将生命汇入信仰的大河,对主义之纯真、信仰之忠诚作出了终极诠释。

有人说过:如果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有像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拄长天”的“大树”,但伟大的历史同样需要像杨开慧这样普普通通的“小杨树”共同镌刻。忠诚的政治品格让她们以并不伟岸但却挺拔的身躯擎拄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一角长天,愿我们永远铭记前辈们的青春和热血,在未尽的事业征程上以梦为马,与光同行。(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许光达:功名利禄淡如水

李扬

许光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装甲兵司令员、装甲兵学院首任院长、国防部原副部长,其宽阔胸襟、高风亮节、甘为奉献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不断传承和弘扬。

对待名利淡如水。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许光达得知自己即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后,高兴之余却深感不安。在数次提出降衔申请未果后,写下了被后世广为传颂的“降衔申请书”,其中一段写道:“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战友们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1965年军队开始实行行政级别制,当初让衔未果的许光达再次提出申请,将自己的大将行政四级降为五级。经过再三申请,组织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也是为何开国十大将中九位是行政四级薪金,只有一位是五级薪金的原因。许光达不仅有黄埔学习和苏联留学经历,还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战经验。千里寻党,赤胆忠贞;保卫党中央,战功赫赫;首创装甲兵,功勋卓著。平心而论,授他以大将军衔,当之无愧。然而,对他而言,功名利禄淡如水,无私奉献重如山。

廉洁齐家不谋私。在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后的许光达回到家中曾对妻子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多少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以及那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士,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是党对我的培育,才有我的今天,我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及先烈们的期望。”20世纪60年代,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许光达的弟弟因生活困难从长沙来到北京向他求助。身为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却家无余财,对弟弟的困难无能为力,也没有凭借其权力动用公家任何资源帮助弟弟渡过难关,而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饮水思源,不忘出身;两袖清风,廉洁奉公。

甘为奉献作人梯。在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许光达对自己的功劳轻描淡写,对他人的成绩却念念不忘。1951年4月,许光达借去东北开会之机,跨过鸭绿江。在驱车赶往前线途中看到十几辆坦克在燃烧,他忍不住跳下车亲自察看,发现其中大多是二战时美国较为先进的坦克。当时,一名防空哨兵告诉他,这些坦克都是我军的战利品,但因为没人会操作,无法及时撤离战场。美军担心被我军重新使用,便派飞机连续轰炸。这一事件触动了许光达的神经,激发了“要在战斗中建设装甲兵”的斗志。在创建装甲兵部队的过程中,他与战士们并肩作战,不论环境和天气如何恶劣,几乎总要亲自过目,亲身试驾,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成功创建了我军第一支装甲兵部队。许光达甘于奉献、举贤让人,甘作人梯、勇于担当,不仅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更彰显出了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

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许光达对待名利淡如水、高风亮节不忘本、乐于奉献作人梯。其崇高的精神风范直抵人心,有着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无愧为共产党人心中的一座永恒丰碑。(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主任、讲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王震:勇担大任建奇勋

周伟东

开国上将、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忠于党和人民,在困难面前勇挑重担、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建立了伟大功勋,其担当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传承和发扬。

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多年的战争经历使王震养成了亲临一线指挥作战的习惯。1948年8月的澄郃战役中,王震走出隐蔽处观察敌情,突然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在旁边的土墙里爆炸。王震头部中弹,一股鲜血从后脑勺流下来,幸好只是皮外伤,没有大碍。因为亲临一线,受伤是常事,战斗中他先后7次负伤。但他毫不畏惧,总是一听到枪响就往前冲,拦都拦不住。他自己总结说:“对重要的作战方向,必须亲临第一线,这样才能正确地指挥。冲锋在前,也是鼓舞士气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一支部队打起仗来,全都嗷嗷叫,不怕死,就先胜了三分。”

敢挑重担,一往无前。1940年前后,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严重经济困难。1940年12月,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规模的垦荒。没有房住,他们搭帐篷、挖窑洞;没有粮食,就到100多里外去挑;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打野兽充饥;没有劳动工具,就到远方去捡废铁、甚至到山西前线去撬铁轨来自己打铁制造工具。经过三年奋斗,1943年全旅开荒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养猪4200多头,牛820多头,羊7800多只,昔日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江南。后来以此为背景的著名歌曲《南泥湾》传唱了大江南北,成为国人心中经典的红色记忆。

刚正不阿,一身正气。1936年6月30日,红六军团与红32军会师。当时,张国焘私自成立了一个“总政工作团”,他派该团随红32军以欢迎红六军团的名义搞分裂活动。该团给红六军团带来了张国焘炮制的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当王震从红六军团宣传部刘礼明科长手上拿到小册子后,生气地把书摔在草坪上,斩钉截铁地命令刘礼明马上把书烧掉。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王震任红六军团政委。正当各师干部在军团部开会布置整编工作时,通信员给第十七师送来一大捆文件,标题仍是“反对毛、周、张、博”。王震散会后,到部队了解情况,发现该“文件”,再次命令烧掉。在王震与朱德、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反对下,张国焘的分裂图谋最终没有得逞。

善始善终,一以贯之。1944年11月,王震奉命率南下支队到湘粤边境与东江纵队会合建立五岭根据地。这次进军要穿越几千公里的敌占区,深入敌人腹地,很有可能全军覆没。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但王震毫无惧色,欣然受命。南下支队共5000人马,他们从延安出发,过黄河,穿河南,先与鄂豫皖根据地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后跨越长江,转战湘鄂赣。1945年8月抵达粤北,正要与东江纵队会合时,蒋介石调来15万军队,欲一举歼灭南下支队。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王震他们适时向中央建议北返,得到中央批准。于是,王震所部迅速掉头北返,打乱了敌人的围堵计划,回到中原与李先念部会师,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22万大军围攻中原军区。王震和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军区部队成功突围,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突破敌人重重围堵,回到陕甘宁边区。这次南下北返历时359天,行程27000余里,转战8个省,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王震以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要在新征程中担当新使命,需要学习王震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的先锋精神;学习他敢挑重担、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学习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正义精神;学习他善始善终、一以贯之的守恒精神,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

杨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征途中,涌现出一大批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沙伢子”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其精神品格已熔铸成不朽丰碑,成为共产党人的永恒标杆。

忠心向党,护党为民。雷锋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新旧两种生活的强烈对比,让他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感念党恩,忠诚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坚决同一切反对、攻击党的言行做斗争。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雷锋在县委机关当公务员,极少数人借“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那段时间,雷锋顾不上吃饭、睡觉,日夜守护在县委门前。他义正词严地告诫闹事者:“谁要反对共产党,谁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我就要跟他拼到底。”雷锋时刻以党的儿子自居,坚持与党同呼吸、共命运。从1956年高小毕业至1962年因公殉职,六年里,他先后换了三种身份,每一次都是基于党和国家的需要。农业需要人才,他就放弃机关工作,下到农场当农民;工业需要人才,他就背井离乡,转战鞍钢当工人;国防事业需要人才,他就率先应征,参军入伍当士兵。他在日记中写道:革命需要我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

热心助人,克己为民。雷锋说:“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雷锋说到做到,走到哪,就把好事做到哪。在鞍钢期间,青工刘大兴家里来信,急需50元钱,但他手上仅有20元。雷锋得知后,二话不说,送去30元。青工邹本国,感冒发烧两天没上班。雷锋闻讯后,连夜背他去医院。住院七天,他看望四次。到部队后,用餐时,他帮着厨房洗碗洗菜;休息日,他帮着附近火车站打扫卫生、搀扶乘客……雷锋对他人总是慷慨大方,对自己却吝啬异常。一双袜子,他补了近十种颜色;一条裤子,他补了几十块补钉。部队开运动会,他舍不得花3角5分钱买汽水,坚持只喝白开水。战友们笑他“小抠”,说他是只会存钱不会花钱的“傻子”。他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潜心履职,敬业为民。雷锋深知,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个人如同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虽小,但作用不可估量。为了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团山湖农场,他废寝忘食、潜心研究,仅一个星期便学会了驾驶拖拉机。在鞍钢化工总厂,他夜以继日、勤学苦练,不到半年,便成多面能手。哪里缺人,他就能在哪里顶岗。在部队运输连,他一如既往、好学深思。当时,雷锋所在连队有一辆苏联产的“嘎斯51”卡车,因车龄较长,机件老化、耗油量大,全连战士都避而远之。但雷锋迎难而上,主动申请攻坚。几个月工夫,这辆车摇身变成“节油大王”。对待工作,雷锋永远像夏天一样火热。1959 年 8 月,他应征前往辽阳弓长岭支援焦化厂建设。运石头,他拣重的挑;运木料,他挑大的扛。为保证施工进度,天还未亮,他已在工地和泥;为保证混凝土的高质量,他挽起裤腿、脱掉鞋袜,光着脚丫在冰冷刺骨的水泥沙石中踩踏;为保护水泥不被雨淋,他把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用做雨布。

平凡之中见伟大。雷锋以一件件平常小事,写就了一首首非凡赞歌。新时代,共产党人为民奉献,就是要学习雷锋,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以赤子之情、“傻子”之志、钉子之劲,永得民心,永续辉煌!(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马列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研究员)

 

(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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